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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尼WEF联合发布全球旅游业报告(上):面对过度旅游与气候危机行业的出路在哪里?

2025-08-31 17:26

  江南JN体育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下,旅游业在推进疫后复苏的进程中,还需同步应对新兴挑战、把握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

  旅游业作为全球重要增长引擎,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2023 年,旅游业占全球GDP的10%,提供了逾3.3 亿个就业岗位。2024 年,全球旅游业支出突破7万亿美元。这一经济影响不仅限于航空和住宿服务企业,还通过广泛的供应链延伸至地方经济,惠及农业生产者、食品服务提供商、零售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众多中小企业。事实上,旅游业超过三分之二的经济贡献源自间接或引致效应,包括供应链联动、政府支出以及资本投入。

  旅游业对各国的经济影响因其发展阶段和经济多元化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图 1展示了旅游业在各国的重要性水平及预期增长幅度的分布区间。

  以旅游业为核心产业的经济体:旅游业在GDP中占比较高。巴哈马、圣卢西亚和塞舌尔等国家高度依赖旅游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这类目的地通常拥有宜人的气候条件和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但其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较弱,易受自然灾害或经济下行冲击。

  新兴旅游目的地:斯里兰卡、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正大力投资发展旅游业,预计将实现国际游客数量、旅游相关商业活动以及行业整体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这类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培育与基础设施承载压力。

  经济结构多元且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土耳其、法国、日本和美国等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成熟的基础设施,旅游业发展强劲,对GDP的贡献在整体经济中保持相对平衡。然而,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内部,旅游收益仍主要集中在特定目的地,例如伊斯坦布尔、北京、巴黎等。各国政府可探索更为均衡的旅游发展策略,推动旅游业直接贡献持续增长,同时避免热门目的地承载压力进一步加大。

  新冠疫情对旅游业造成巨大冲击。全球旅游业GDP从2019的10.3万亿美元收缩至2020年的5.3万亿美元,降幅近50%。然而,这一特殊时期也加速了行业创新,推动各方重新审视战略方向。尽管复苏进程并不均衡,但整体趋势相对稳健,到2024年,全球旅游业GDP已超过2019年水平。主要发展趋势包括:

  复苏态势分化:不同地区复苏速度差异显著。截至2023年末,中东、西欧和南欧地区的旅游业GDP已超过2019年水平,而亚太地区仍较疫情前低约44%。

  消费行为变化:新型旅行模式不断涌现,包括户外体验需求上升、商务与休闲融合旅行(blended travel)增多,以及对健康养生旅游的关注度提升。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五分之一的游客将健康与养生作为出行的主要动机。

  随着旅游业完成复苏并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它将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游客的出行模式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三分之一的欧洲游客会主动避开可能遭遇极端气候的目的地;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也在左右游客目的地的选择,一项最新调查显示,75%的旅行者在选择目的地时会考虑环境影响。

  此外,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也在引发旅行模式的变迁,其影响体现为社会动荡、安全隐患或服务中断等直接冲击游客体验的因素。最新行业专家调研显示,自2024年9月以来,地缘政治风险关注度攀升20个百分点,已成为旅游业的核心挑战之一。此外,经济因素同样不容忽视,交通与住宿成本上涨等问题已被专家列为关键威胁。最后,技术颠覆性变革也在持续冲击并重塑旅游业的商业模式。

  2025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白皮书《旅游业未来四大情景》(Four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ravel and Tourism),基于上述因素提出了四大潜在发展路径。该报告并非意在预测未来,而是帮助各利益相关方为可能出现的不同情景做好准备:

  尽管上述情景特征各异,但其构成要素很可能在现实发展中同步显现,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为各利益相关方带来多重挑战。这一现象正是学术界所称的“多重并发危机”(polycrises)的体现,即多个相互关联的全球性挑战在同一时期集中爆发。无论这些变量如何演进,若干基础性挑战与机遇仍需重点关注。

  最新预测表明,到2034年,旅游业将为全球GDP贡献16万亿美元,旅游总支出将达到14万亿美元。前文所述因素可能加快或延缓这一增长进程,但行业显著增长态势大概率将随时间推移逐步显现,既孕育巨大发展潜力,也对关键利益相关方提出更高的责任要求。增长路径的塑造与实现方式将决定旅游业能否真正发挥其推动经济繁荣、促进文化交融、增强包容性并实现生态与社会复兴的积极力量。

  报告的第一部分将聚焦影响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增长领域与关键挑战,为后续提出的指导原则与行动方向奠定基础,助力利益相关方更好地应对这一复杂多变的发展格局。

  旅游业即将迎来新一轮蓬勃发展期。到2034年,该行业增速预计将达到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1.5 倍。这一增长势头反映出,尽管当前市场规模已颇为可观,但全球人员流动性仍在持续上升,各细分市场的消费支出也在不断扩大。其中,国内旅游对旅游业GDP的直接贡献占比持续稳定在70%以上,而休闲旅游仍将占据整体市场的80%,恢复至疫情前(2018年和2019年)的水平。

  从地域上看,亚洲将成为全球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该地区的旅游业对GDP的直接贡献率将突破7%(图4)。这使得亚洲成为全球旅游业增长最快的区域,从根本上重塑全球旅游业发展格局,也带来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新建旅游走廊的机遇。这一增长趋势将推动亚洲成为全球旅游中心之一,甚至有望主导国际旅游标准和惯例的制定。

  在新兴市场格局变迁、代际结构变化与消费者偏好演变的推动下,全球游客的人口结构将迎来深刻变化。

  据估算,到2030年,中印两国出境游总量将占到全球国际出境游的25%以上。随着印度游客占比增至当前三倍、中国游客占比增至当前两倍,两国游客的偏好将显著影响国际旅游市场格局。与此同时,“千禧一代”与“Z世代”将成为旅游消费的主体,其数字原生行为模式也将深刻影响旅游业的发展方向。他们将持续推动体验型旅游消费的增长,大多数游客将优先选择沉浸式活动体验而非实物消费,并高度依赖社交媒体获取旅行灵感。内容创作者与旅游达人作为关键意见领袖,正通过数字化平台重塑大众的旅游决策与行为模式,既迎来了推动可持续、负责任旅游实践的机遇,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新冠疫情加速了商务与休闲融合旅行市场的发展,预计到2032年,在远程办公政策提升工作地点灵活性的推动下,该细分市场将以约 9%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持续扩张。与此同时,游客的旅行偏好也正在发生结构性演变:超过50%的商务旅客表示倾向于选择商务与休闲融合的旅行模式,且在2024年至少已体验过两次此类旅行。

  不断演变的游客画像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旅游目的地与相关企业须着力开发多元化产品,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避免削弱目的地的本真性。随着游客细分越来越多地由旅行动机与行为特征决定,传统基于人口统计的营销方式将逐渐失效。唯有深入理解游客画像,并据此灵活调整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主体,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实现收益最大化。

  生态旅游预计将以14%的复合年增长率持续扩张,到203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7600亿美元。这一趋势的驱动因素包括人们对户外休闲活动认知的提升,以及对可持续旅游日益增长的兴趣。与此同时,随着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康养旅游到2034年预计将实现8%的复合年增长率。这一趋势反映出市场对身心疗愈体验的强烈需求,包括水疗护理、正念静修和健康管理项目等。

  2025年至2030年期间,会奖旅游(含商务会议、奖励旅游、大型会议及展览)预计将以9%的复合年增长率持续增长,在2024年8700亿美元市场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增速显著高于商务旅行的其他细分领域。这一增长反映了面对面交流的独特价值——尽管数字化技术已提供了多元替代方案,其重要性依然不可替代。

  这些细分市场为目的地及相关旅游机构提供了开发专业化产品的机遇,同时有助于缓解季节性波动带来的挑战。要成功进入这些细分市场,需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技能发展水平和市场营销能力。此外,随着这些机会被广泛认知,竞争(甚至包括国内竞争)将逐渐加剧,这使得打造独特定位与加强协同协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利益相关方应审慎评估自身能力与资源,聚焦与自身优势相匹配的细分领域,而非盲目追求全面覆盖。深耕专业细分领域既能创造发展机会,也能推进更广泛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目标的实现,例如生态旅游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实践。

  以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现场活动为目的的旅游项目正以两位数的增速持续扩张。体育旅游(即游客以观众身份现场观赛或亲身参与体育赛事的旅行形式)2023年的市场规模已超过6090亿美元,预计到2032年将突破1.7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6%)。社交媒体在推广各类赛事与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相关旅游增长的关键力量。同时,视频平台上的线上节目与内容也进一步激发观众兴趣,带动现场出席率的上升。此外,业余运动爱好者对马拉松等赛事的参与热情预计将持续增长。

  技术创新正在持续重塑旅游生态的各个方面,从游客的灵感获取与行程规划,到企业运营和旅游目的地管理,既催生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相应的责任与挑战。

  2024年全球旅游科技市场规模约为105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还将增长近一倍(复合年增长率为7.5%)。这反映出变革性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趋势,与行业整体发展走向高度一致。最近的一项调研显示,91%的旅游科技企业技术决策者预计,其所在机构将适度或积极加大技术投入。

  从聊天机器人到个性化推荐引擎,人工智能(AI)与机器学习的应用已覆盖旅行服务的各个环节。

  物联网(IoT)技术通过构建智能环境,在提升游客体验的同时优化运营效率。酒店业应用此类方案实现能源管理、预测性维护、无接触服务及个性化体验,机场则将物联网系统用于行李追踪与客流优化。

  除运营层面的应用外,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及游戏化等新兴技术也为吸引年轻一代体验文化遗址提供了创新机遇。这些技术通过创造沉浸式体验,在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同时,使传统文化对数字原住民更具可及性、更有意义。

  尽管技术在优化旅客体验、减少流程摩擦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实际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旅游业发展指数2024》(TTDI 2024)数据显示,各地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准备度(ICT)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亚太地区TTDI得分接近5分,而非洲地区得分则低于3分。这种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严重制约了全球旅游业的公平竞争格局。同时,随着对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升,旅游业需在满足用户对个性化服务的期待之余,审慎应对复杂的监管环境(尤其该行业在网络攻击风险中高居第三,高达70%的企业曾遭遇数据泄露)。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同样深远,一方面可能引发部分岗位的替代与转移,另一方面也催生出大量需具备数字技能的新职位。

  旅游业历来对各类颠覆性冲击高度敏感,此类冲击可能会迅速改变市场格局、消费者行为以及运营环境。因此,构建抵御此类冲击的韧性,对于确保行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尽管具体数字尚难精确测算,但综合大流行病、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及监管政策调整等多重干扰因素,到2030年全球旅游业累计收入损失预计将达到3万亿美元(风险适度缓解的场景下)至 6 万亿美元(极端场景下)之间。强化政策协同与可持续转型对于最大限度减少此类损失至关重要。新冠疫情凸显了旅游业在面临重大冲击时的脆弱性,2020年全球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因疫情损失高达约4.5万亿美元。

  近期事件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脆弱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对旅行模式产生显著影响。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外交摩擦引发大规模旅行,2025年3月加拿大赴美汽车旅行量同比下降 32%,4月和5月的降幅也超过30%。

  这一趋势或将给美国经济造成60亿美元的损失。其他地区也呈现类似下滑态势,例如西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地区前往美国的游客数量均有所减少。这些变化清晰表明,政治紧张局势不仅会扰乱既有的旅行通道,更将引发连锁经济影响。

  未来两年,世界各国领导人认定的首要全球风险包括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极端天气事件、国家间武装冲突及社会两极分化。从长期视角来看,按严重程度排序的预期风险主要集中于环境领域,其中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崩溃、地球系统重大变化位列前三。如果不加强韧性举措,持续的破坏可能引发持续性经济损失与就业岗位缩减,危及民生并削弱旅游业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

  全球干扰事件频率和强度的不断上升(过去30年自然灾害增幅达50%)对传统应对方法构成严峻挑战。在高度波动的环境下,传统预测与规划方法的有效性逐渐减弱,需要采用新的不确定性管理技术,包括情景规划与适应性战略。

  许多旅游目的地及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通常不具备快速响应机制与灾后恢复所需的资金储备与资本获取途径,易陷入永久停业的境地,进而损害行业生态。旅游业的分散性特征,加之其与其他行业(如金融、零售等依赖并受益于旅游业的行业)的深度关联增加了协同举措的复杂性。这不仅会导致效率低下,还会在亟需快速协同行动时拉长恢复周期。

  例如,2020年6月新冠疫情爆发初期,60%以上的旅行限制措施因缺乏国际协调、未基于全球公共利益或实施不及时而失效。那些系统性构建适应能力、快速响应机制及恢复体系的企业与目的地,不仅能更有效地抵御各类危机,甚至可能借此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

  随着旅游业规模的扩大,在阿姆斯特丹、雅典、巴厘岛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游客与当地居民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些地方普遍存在游客数量超出当地人口承载能力的问题,不仅侵蚀社区福祉,也降低了游客体验质量。

  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作 “过度旅游”,但这一表述容易把旅游业的发展本身视为问题。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并非全球旅游业总体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在人口持续增长、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以及人员流动性提升的全球趋势下,而在于游客过度集中于数量有限的热门目的地。

  更具建设性的策略在于将叙事逻辑从“限制”转向 “再分配”。事实上,许多地区游客流量远未饱和,旅游业可成为把握经济发展机遇、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发展的关键引擎,而且当其发展与社区实际需求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契合时,效益更加显著。核心策略应包括科学管理客流、丰富旅游产品种类,以及促进整个旅游生态的平衡与包容性增长,而非抑制游客出行这一基本权利与合理愿望。

  如果热门旅游城市的游客增长率持续达到或超过行业平均水平,这些城市的游客与居民比例将显著上升。到 2034年,迪拜的游客与居民比可能从目前的5.5:1升至6.9:1,巴黎从1.3:1升至1.8:1,伦敦则从1.9:1升至2.6:1(见图 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理想”比率,且其合理区间因基础设施或空间分布而有所差异,但预期增长水平将超过历史上类似旅游目的地曾触发社会关注的阈值。

  这些增长加剧了当地住房市场本就紧张的供需关系,其影响具有多面性:虽然部分居民和当地企业能从短租(STR)中获益,例如美国房东通过短租平均每年可获得1.4万美元收入,其中43%的房东表示这笔收入对其住房维护起到帮助作用,但研究表明,短租带来的影响更为广泛。数据显示,短租业务的扩张会减少长期租赁房源的供给,并对房价形成可量化的上行压力。单因素影响看似有限(挂牌短租房源每增加1%,租金与房价将分别上涨0.018%和0.026%),但在需求旺盛的市场中,此类影响将产生显著累计效应,加之其他市场因素,可能共同加剧住房可负担性挑战。

  采用平衡的政策手段(如战略性分区规划、住房基金缴存机制及游客接待上限管控),既能有效缓解上述负面影响,又可维系短租业态带来的经济效益。

  城市拥堵与空间过载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而游客与居民的行为差异容易引发文化摩擦(从噪音侵扰到在文化遗址等场所的不当行为,表现形式多样)。旅游需求持续挤占为常住人口设计的基础设施体系,导致服务质量下滑。然而,当地居民其实也直接或间接受益于游客经济,只是这些收益往往具有隐性特征。以美国为例,旅游业年创税收达1800亿美元,支撑超过90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而言,2024年纽约市的游客消费带来7亿美元税收,相当于为每个家庭减免约2000美元的应缴税额。

  游客与居民摩擦的日益加剧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重挑战。若缺乏有效管理,居民抵触情绪将不断升级,进而制约发展空间。随着社区逐渐从旅游区域外迁,那些地道真实的体验要么日益稀缺,要么沦为刻意营造的产物,最终削弱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平衡多元利益相关方诉求,有赖于精密的治理与协调机制,而此类机制恰为众多旅游目的地所缺失。化解双方的紧张关系需采用多维度策略,综合运用政策干预、利益相关方协作以及技术创新,并须明确认识到,居民的支持是旅游业长期存续的核心基础。

  旅游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矛盾:大自然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而旅游业的发展却可能造成自然环境退化。这种矛盾会随着旅游业的持续扩张而加剧,因此亟需推进可持续发展与科学管理、引导游客行为转变——即使当下游客的环保意识已有一定程度提升。

  旅游业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其中交通运输环节的排放约占旅游业总排放的40%。若旅游业按预期持续扩张,其排放占比可能攀升至11%至15%,具体取决于全球排放趋势。能源消耗方面,目前旅游业的能耗约占全球总能耗的10%,到2034年这一比例可能突破12%,相当于2600万太焦耳。这些数据凸显了旅游业向清洁能源转型并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性。

  游客人均每日产生垃圾1.6公斤,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若不采取干预措施,根据出行趋势预测,到2034年,旅游活动每年产生的垃圾可能攀升至2.05亿吨,占全球固体废弃物总量的7%。这将对垃圾管理构成巨大挑战,尤其在处理能力有限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与酒店业产生的废弃物中,有机废物占比最高,达37%~72%;其次是纸张和纸板,占6%~40%;塑料占5%~15%。用水方面也呈现类似趋势,目前旅游业占全球用水总量的6%。

  这些压力主要集中于沿海生态系统,全球 50%~80%的旅游活动发生于此。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正面临重大或关键性压力,较2017年上一次评估略有上升。

  尽管气候变化仍是影响这些遗产地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但相较于2014年和2017年,游客访问量的持续攀升现已成为第三大威胁。这既凸显了引导游客践行可持续旅为的必要性,也强调了旅游运营商、主管理部门及目的地管理者需采取协同行动的重要性,通过合力确保这些遗产地能够可持续地承载预期游客增长。

  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随着旅游业的持续扩张与深化,若不采取有力干预措施,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恐将进一步加剧,进而形成反馈循环 —— 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及季节规律改变等后果,将直接威胁众多旅游目的地。旅游开发和游客压力可能导致栖息地退化与物种减少,破坏诸多旅游目的地赖以维系的自然资产。

  此外,旅游业的扩张可能与当地社区争夺有限的资源,引发潜在冲突或利益权衡,亟需审慎管理。同时,许多旅游目的地缺乏处理旅游废弃物所需的基础设施与配套系统。这种情况最乐观的情形可推动全面废弃物管理体系的建立(如博拉博拉岛和马尔代夫);而最差的情形则会导致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对环境及人类健康造成双重威胁(例如泰国皮皮岛玛雅湾,过度旅游曾造成珊瑚群严重破坏,最终导致海滩关闭)。

  应对这些挑战,需超越单纯减少负面影响的被动模式,转而采取主动修复和强化自然系统的策略,推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资源攫取转向守护管理。这种转变不仅是出于对生态责任的道德坚守,也是行业长期存续与稳健发展的商业刚需。

  到2034年,旅游业预计将新增逾1亿个就业岗位,这一扩张进程正加剧其劳动力挑战。尽管已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但该行业仍持续面临劳动力短缺、高人员流动率及技能缺口等多重困境,这些问题将制约行业增长与服务质量提升。

  劳动力短缺问题持续存在,即便在疫情后的复苏期多年后也未缓解。在美国,疫情前休闲和酒店业的实际招聘人数持续高于职位空缺数(在2019年中有9个月都是如此),而在2023年这种情况仅出现了两次,2024年也只出现了四次(见图6)。

  尽管该行业工资涨幅已超过通胀水平16个百分点,但劳动力供需缺口仍持续存在,表明其面临的是结构性挑战,而非周期性波动。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人员流动率位居各行业前列,带来显著的运营挑战和成本压力。目前统计数据显示,全球酒店业的员工流动率在30%至73%之间。以英国为例,2022-2023年期间,41%的从业人员更换雇主,另有12%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合计流动率高达 53%,远超其他行业。

  结构性因素是造成这些挑战的原因之一。社会对旅游业职业前景、工作条件及社会地位的负面认知,不仅抑制了求职意愿,还造成了高人员流动率。历史上,旅游业的薪资水平一直落后于其他类似行业;加之工作时间不规律,导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面临挑战,许多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此难以接受。尽管存在这些障碍,该行业吸纳青年和女性就业的比例仍高于其他行业,成为推动向上流动与经济参与的重要平台。然而,尽管女性在从业人员中占比较高,领导职位仍主要由男性担任,角色分配中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弥合这些差距,将为构建更公平包容的行业生态、充分释放多元化人才潜力提供重要机遇。

  作为全球雇员人数最多的行业之一,旅游业肩负着重大的伦理责任。然而在其部分价值链环节中,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风险仍是长期存在的隐患。据估算,全球有超过2700万人处于强迫劳动状态,且2016年至2021年间该数字呈持续上升态势。服务行业(含酒店、餐饮及娱乐领域,不含家政服务)是成人强迫劳动问题最为突出的五大行业之一,其中86%的案件与私营雇主相关。

  劳动力短缺不仅损害企业声誉,制约创新实践落地,还会在未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推高工资水平,这对中小企业尤为不利。这一连锁反应进而可能引发服务缩减、人员裁减,最终导致游客满意度下滑,形成恶性循环。

  应对这些挑战需采取综合举措,通过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保障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机制、持续学习的文化以及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提升旅游业职业的整体价值定位。企业需针对岗位需求变化开展技能再培训与能力提升工作,主动创造发展机会并妥善管理技术转型。同样关键的是,要通过健全的尽职调查机制与符合伦理的招聘标准,有效管控人权风险。那些实施有力人权保障的企业不仅能降低声誉与法律风险,更能提高员工满意度,从而留住人才、提高生产率。致力于创新员工导向型人才管理模式的组织与目的地,将在获得竞争优势的同时,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中小型企业是旅游业的支柱,约占该行业企业总数的80%,是打造游客体验的关键力量。加强这类企业的能力建设,对实现经济效益的广泛共享、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性、满足游客持续增长下的多元化需求至关重要。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中小企业提供了50%至85%的就业岗位。在欧洲,超过60%的住宿客房由独立经营者(非大型连锁)提供。这些企业契合了游客对地道本地体验日益增长的需求:75%的游客寻求本地文化体验,69%希望自己的消费能直接惠及当地社区。数据显示,选择短租住宿的旅客约40%的消费流向住宿周边区域,由此产生显著的连锁反应,有效带动零售商、餐馆及各类本地服务商等周边业态发展。大型酒店与旅游企业已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对提升旅游目的地吸引力、丰富游客体验的关键价值,希尔顿酒店集团2023年向中小企业供应商采购的项目超过4.5亿美元;挪威邮轮控股公司通过其全球35,000家供应商网络实现的中小企业采购金额突破6.35亿美元。

  尽管中小企业在旅游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发展仍面临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制约它们充分参与行业发展并公平分享收益的能力。其中,数字化转型差距依然突出:对2009-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型企业中有83%的员工使用联网设备,而在中小企业这一比例仅为50%;酒店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更为落后,员工联网设备使用率仅有32%(见图7)。这种数字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市场拓展空间与运营效率提升。

  中小企业还面临监管合规与行业标准的双重压力。美国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50%的小企业主认为许可要求制约了其业务发展,69%的小企业主表示人均合规成本高于大型竞争对手。这种财务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其经营挑战,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旅游业50%的中小企业担忧自己会在三个月内面临破产。

  若不能针对这些制约因素提供精准支持,旅游业发展红利恐将向大型企业集中,进而削弱中小企业所维系的、亦是游客所追求的地道本地特色。通过公共与私营部门协同培育地方产业发展能力,对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的环境至关重要。

  要实现旅游业预期增长,需大规模扩建并升级实体基础设施。这一方面为融资与协调工作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也为重塑行业基础创造重要机遇。

  尽管精准量化全球旅游出行总量存在一定挑战,但据估算,到2034年全球旅游出行量将达到约300亿人次。按照当前游客结构比例推算,未来数年需新增约700万间酒店客房,近1500万架次航班运力,并配备可容纳30万个新增泊位的游轮基础设施。此外,还需同步扩建道路网络、完善公用设施、升级废弃物管理系统,并强化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综合测算,未来十年,这些需求将转化为数万亿美元级资本投入,不过各地区因增长模式和现有基础设施缺口差异,投资需求亦将显著不同。

  当前旅游投资呈现出显著集中化特征:酒店业在旅游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占据主导地位,2017 年至2021年间其项目总量占比达 60%。但该领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2023 年连续第三年维持110亿美元,较2019年的590 亿美元大幅缩水;2024年初步数据显示投资者信心改善有限。投资的地域分布亦高度集中,同期250个项目中约有160个分布于美国和英国。在此背景下,酒店业投资转向轻资产模式,头部品牌通过特许经营与管理协议吸引投资者,而非依赖物业所有权。这一趋势既折射出投资者对灵活性的追求,也体现了降低气候相关风险及市场波动影响的战略取向。

  最新一期《旅游业发展指数》(TTDI)着重指出,各地区基础设施质量存在显著差距,直接影响不同目的地的增长潜力。航空运输基础设施评分分化明显:新兴经济体普遍低于2分,而美国、阿联酋等成熟经济体则超过6分。这一差距直观反映了机场设施质量、航空连通性及航空服务水平的地域差异。地面交通基础设施亦呈现类似差异,研究表明,其发展水平显著影响游客满意度、目的地品质感知乃至旅游服务设施配套。

  弥合这些差距面临若干关键挑战:其一,新兴目的地虽坐拥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却常因融资限制难以推进必要基础设施建设;其二,新开发项目需深度融入循环经济原则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三,跨政府规划不足导致碎片化问题;其四,旅游基础设施与社区经济的联动融合亟待加强。

  采用可持续、包容且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旅游目的地,不仅能够赢得竞争优势,还可规避部分旅游区或目的地已出现的发展困境。

  旅游业的发展可能无意间影响构成目的地核心吸引力的文化本真性、传统习俗与遗产根基。随着游客数量增长与商业化加剧,如何平衡遗产保护与文化演进成为一项严峻挑战,需要采取审慎管理策略。

  在旅游业扩张进程中,文化同质化构成重大风险。研究表明,当地社区对旅游业的深度参与,正推动其向游客的行为模式和价值预期靠拢 —— 其中西方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的影响尤为显著。一项社区调查显示,97%的受访者认为当地居民更倾向于效仿游客的行为习惯,而非坚守传统习俗。这种适应现象在年轻群体中尤为明显,旅游业对社会规范与价值取向的重塑可能使其逐渐疏离自身文化遗产。同时,旅游驱动的标准化浪潮常使城市演变为同质化的商业景观,稀释其原有独特韵味。

  文化遗址普遍面临游客流量压力导致的物理性退化,而多数遗址缺乏有效的承载能力评估体系或保护机制。一项基于1979-2013年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近70%的遗址面临的主要威胁源自保护管理计划的缺失或执行不到位。

  旅游业在为文化遗产(包括传统习俗、手工艺知识体系及表演艺术等)带来关注的同时,也带来诸多关键挑战。若缺乏审慎管理,商业化可能催生出看似真实但脱离日常实践的“舞台化仿制”。这类迎合游客需求的形式虽能维系文化表象,却与活态文化传承的传统割裂,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未能反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若要有效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需先打破“静态商品”的认知,将其定位为“动态实践”;同时,应赋予文化传承者决策权,并保障其获得公平回报。若管理得当,旅游业可成为文化振兴的重要推动力,既能为传统习俗存续提供经济支撑,激发对文化遗产的当代化诠释,也能点燃年轻一代的兴趣,滋养创意生态系统的繁茂生长 ,最终让文化遗产成为艺术创作、设计创新及地方创意产业突破发展的灵感源泉。

  在科尔尼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布的全球旅业发展报告的下篇里,我们将重点探讨行业转型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既充分契合了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又严格遵循负责任的实践准则,能够为旅游目的地、当地社区及广大游客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报告还通过全球各地旅游业发展的优秀实践案例,为旅业从业者提供从理念到实践的解析路径,全面剖析可赋能的要素与可干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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